摘要:由于18世紀后期以來英帝國對中國西藏的侵略,毗鄰西藏的康藏地區的打箭爐(今康定)在19世紀也成為西方人難以進入和立足的"閉鎖"之地。在此背景下,1889—1890年兩次進入該地的英國博物學家普拉特的動植物采集活動遭到了當地官民的阻擾和抵制。盡管如此,普拉特的采集活動頗有收獲,并且他還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種形式向世界展現了打箭爐自然環境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以及打箭爐這個看似與外界隔絕的地區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性與文化兼容性??刀v史上這些極少被注意的方面和特點有助于近代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的相互認知,也有助于外部世界認識康藏,對于今天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如何促進康定及其周邊地區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普拉特;博物學家;打箭爐(康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大型藏區地方史《康藏史》編纂與研究”(10&ZD11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互動下的川藏地區巴塘社會變遷研究”(14BZS091);; 四川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近代美國基督會在華活動與中西文化互動”(skqy201511)
攝影:覺果
       普拉特(Antwerp E. Pratt, 1850–1920)是在康藏僧俗官民極力抵制西人入境的背景下設法進入的首位英國博物學家。在1890年前進入打箭爐的西人中,他首次通過大量照片、繪圖、文字的論著與帶回英國的珍稀動物活體、標本,向世界展現了19世紀后期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地方社會。范發迪(Fan Fa-ti)、羅桂環等學者對其活動有所介紹, 但尚無歷史學者對此展開專門研究。本文利用普拉特的論著等西方文獻,透過其活動、采集物、記述及所拍攝圖片,探討該時期打箭爐自然與社會狀況,揭示其科考活動與英帝國擴張的關系。這不僅有助于認識打箭爐近代歷史進程及與世界的關聯,同時,普拉特作為博物學家的獨特視角及其提供的珍貴史料也有助于豐富康藏史研究,并對今天康定地方的開放與開發、“一帶一路”建設等有所啟示。
      一、19世紀下半葉康藏地區的“閉鎖性”
      對19世紀的西方人來講,打箭爐是難以進入和立足的“閉鎖”之地。其閉鎖性體現在康藏僧俗官民對西人入藏的極力抵制,原因有二:一是與中英關系及康藏毗鄰西藏的地理位置有關。18世紀后期英國勢力達到印度北部,開始積極介入西藏事務,且誘發了清廷與郭爾喀之間的戰爭。戰后,清廷于1793年實行閉關自守的外交原則,封閉了西藏,僅建立了與尼泊爾五年一貢的朝貢關系。這一封閉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英人以武力強行打開西藏的門戶。百余年的封閉養成了包括康藏在內的藏區各方勢力仇視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的心理。
      二是與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后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有關。1844年天主教士雖獲準在通商口岸建教堂,但不得擅入內地,設法進入西藏和康藏的天主教士被捕后均被押解出藏區。1858年清廷與美英法等訂立的《天津條約》規定天主教在內地傳教合法化,天主教士隨即進入打箭爐等地傳教。然而藏區漢藏官僧等上層人士認識到西方人在藏區及西藏周邊的活動對藏區社會安定和他們自身地位已構成嚴重威脅,故對其入藏堅決抵制。寺院與活佛們尤其擔心傳教士到來后藏民改信外來宗教,威脅寺院及僧人地位,更是公開抵制天主教士。1861—1864年駐藏辦事大臣滿慶三次呈交奏折,請求清廷出面阻止西方入藏。而已入康藏的天主教士也極難立足,其活動常遭阻擾。19世紀下半葉僅在巴塘就發生了四次針對天主教士的教案。1876年前在康藏活動的西方人也大多為天主教士,英人唐古巴(T. T. Cooper)是天主教士之外設法潛入康藏的極少數西方人之一。 
       19世紀西方列強在西藏與中國西南邊疆的活動以英國人為主力,他們留下了大量入康受阻的記錄。1868年首位進入康藏的英國人唐古巴喬裝成漢人,企圖經打箭爐前往拉薩或入滇考察商路,均被阻攔。他在時有3000余活佛的理塘寺外被僧人們“視為要么是已征服印度的白人,要么是英國派來企圖吞并其家園的先驅”,遭遇仇視的目光和詛咒。然而,唐古巴的行為一開始便便激發了英帝國對康藏乃至整個中國西南邊疆的覬覦,1876年訂立的《中英煙臺條約》所含準許英人入藏考察路線的“另議專條”的產生收到了其影響。在此之后,1877—1890年間進入康藏的西方人中以英國人居多,他們多有官方身份,主要為英帝國進行貿易考察、地理勘測以及商路開辟可行性考察等活動。但就當時條件看,清廷絕不可能得知英方的這一真實企圖。因此,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說1877年出任四川總督的丁寶楨目光極其敏銳,他始終認為英國人要求入藏的動機絕非僅為游歷探險,“而是為了侵略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故在此后近10年任期上堅決反對西方人入藏。雖然他于1886年去世,但其影響持續到1890年前后。 
       因而,1878年康藏地區的藏人十分肯定地認為英國或俄國人即將派考察團入藏。該年11月打箭爐一帶不時流傳著這樣一支“虛構的考察團”的每一步進展的謠言,內容十分詳細。關于謠言產生和傳播的原因,英國學者蘭姆認為,可能是每當有歐洲人快要由川接近康藏時,四川官方便會鼓勵制造和傳播這類謠言,用這種“微妙”的方式來暗示西方考察者的入藏之行將十分危險。除蓄意制造謠言外,另一方式則是借藏人仇視西人之由想方設法地加以阻攔。盡管丁寶楨嚴加管控,但1890年之前還是有少數西方考察者進入康藏且企圖前往拉薩,他們受阻后轉而在康藏考察或赴滇或入川,在打箭爐多有短暫停留。1877年英國軍官兼地理學家吉為哩(W. Gill)等人在打箭爐逗留兩周后赴滇,丁寶楨對其在途中遭遇的藏兵向其列隊鳴槍示威之舉極表贊同。1877年內地會傳教士賈美仁(J. Cameron)在打箭爐逗留兩周后入藏受阻。1879年奧匈帝國攝政義伯爵(Count Béla Széchenyi)進入打箭爐,逗留近1月,企圖入藏,被丁寶楨設法阻攔于巴塘。他目睹了藏人仇外示威的情形,知難而退。此后數年間不再見西方人要求入藏探路和游歷。
        1878年英國駐重慶代表貝德祿(E. C. Baber)沿大渡河西行,從打聽到的一條山路潛入打箭爐考察商業和交通,并將考察報告呈送給英國議會。1882年英印間諜A—K及同伴在西藏和西北地區秘密考察地理3年后潛入打箭爐,后經巴塘向西測量地理。1882-1884年間英國駐成都總領事謝立山(A. Hosie)在川考察3次,曾從打箭爐邊緣經過。1889、1892年美國藏學研究先驅兼駐華外交官柔克義(W. W. Rockhill)兩入打箭爐,做人類學和民族學考察并采集標本。1890年在中國采集動植物與地質標本的法國奧爾良親王亨利(Prince Henri of Orléans)一行進入打箭爐。 
        總之,普拉特是在康藏僧俗官民堅決反對西方人入藏的時局下專赴打箭爐從事動植物采集活動的,這樣的背景,使其采集活動不可避免會遭遇困境。 
        二、普拉特在打箭爐遭遇的阻擾和抵制
        1887年普拉特來華,在宜昌逗留一年后前往青藏高原東緣。他和同伴兩入打箭爐,均是在當地人的阻擾或抵制中設法采集的。第一次前往時為了順利入境,他們事先剃了胡須,換上漢裝,戴上假長辮,使其相貌不被留意。一到打箭爐他們便去天主教會尋求幫助,畢天榮(César Biet)主教將其安排在城內鍋莊住宿。接下來普拉特面臨雇用采集者的難題。當地藏族和半漢半藏血統的居民均不愿為其工作,畢主教只好找來一些本地天主教徒為其采集。普拉特第二次入打箭爐后遭遇強烈抵制,活動被迫終止。事情起因于他們在山里采集時突降暴風雪,“雷電交加,伴隨冰雹和大雪”,既罕見又恐怖。時置5月,反常的惡劣氣候持續了10余天。普拉特描述道:“就像加拿大的冬季,地面積雪1英尺。腳夫報信說通往打箭爐的道路已被大雪阻斷。磨西面居民聽采藥人說山里住著個外國人,認為是外國人的到來招致惡劣的天氣。”由于這場突如其來、持續數天的暴風雪,普拉特完全被“妖魔化”了,“妖魔化”流言的制造者便是那些采藥人。暴風雪來臨前,長年在那一帶山中采藥的漢人約50個,他們通常夜宿于山中一間大屋,曾和普拉特相遇,但暴風雪后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磨西面一帶山村則充斥著“妖魔化”普拉特的流言蜚語,鎮上居民更是“情緒激憤”。眼看就要行至磨西面鎮的普拉特只得退返城里。 
       此時,一封急件也送到了打箭爐衙門的漢官手中。這封急件便是磨西面眾多居民與消失無影的采藥人聯名寫就的請愿書。他們認為普拉特的出現招致了惡劣天氣,請求衙門立即將其驅逐出境。官府將請愿書轉給畢主教,普拉特便得知這一“真相”。作為西方科學家,普拉特認為當地民眾過于無知和迷信,無法理解其行為。但從打箭爐社會的角度看,當時現代科學知識尚未傳入,人們無法解釋奇異的自然現象,迷信盛行,當地人難以接受西方人的到來和外來奇異之事,因而普拉特被“妖魔化”在所難免。然而,從當地各方勢力極力抵制西方人入藏的時情看,衙門是否借機或借百姓之手“巧妙”地阻止其采集活動呢?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歷史疑團??傊?,普拉特感到衙門老爺對他這個外國人毫無善意,不準他在城外長時間逗留。他原本打算整個夏天都呆在群山里,受阻后在城里無所事事,便提前離去。這便是早期打箭爐西方科學考察活動的情形及其所引發的沖突。這一文化碰撞現象反映了打箭爐社會針對西方人形成的閉鎖特征。
       在康藏極力抵制西方人入藏的情況下,普拉特仍堅持進入打箭爐地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博物學發展的學科需求。普拉特認為,西方探險家和博物學家在西方世界里“已幾乎找不出未曾探索過的新地域”,“尋找未曾探索過的荒野之處,一年比一年困難”。雖然普拉特事先已聽說中國西部出產珍稀種類蝴蝶,但總體上講,打箭爐對西方博物學家來說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可以拓展西方博物學的視野。二是英國急于向中國西南邊疆和西藏擴張,有認識了解當地自然及社會的迫切需要。英國在華的擴張為其本國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條件,其科學家順勢將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之外的擴張之地。當時打箭爐恰好契合了其需求:一方面它是西方科學家的未開墾之地;另一方面打箭爐居民對博物學、動植物標本采集和制作等西方近代科學毫無了解,當地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未曾受科考影響,這一富含珍稀動植物品種的完好自然環境可謂是博物學家的“采集天堂”。普拉特的入境與采集便成為科學與迷信、漢藏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打箭爐早期相遇中的典型事件。
       總之,普拉特的活動在西方強勢文化與本地弱勢文化的相遇中展開,康藏的閉鎖性不僅是由于政治和經濟侵略原因而實施的針對西人的治藏方略所導致的結果,也是弱勢文化對強勢異文化入侵的自我保護性反應。 
       三、普拉特筆下打箭爐的自然環境及其生物多樣性
       作為第一個深入打箭爐群山考察動植物和生態環境的英國科學家,普拉特盡管遭遇阻力,其采集活動也甚有收獲。他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種形式,向世界展現了打箭爐自然環境的豐富性與多樣性。19世紀后期,打箭爐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獨特的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的直觀形象進入世界的視野,主要途徑是大眾科普與博物學研究。
        (一)兩次采集活動及向世界展現的打箭爐珍稀動植物
       1889年7月普拉特與德國柏林博物學家克里哲朵夫(Adolf Kricheldorff) 專門去采集珍稀的君主絹蝶,  40天后離開。他們先在打箭爐西面折多塘藏村附近的高山采獲君主絹蝶的系列品種和其他多種生物。當地多灰蝶,他們半天內便采獲300只康定亞種灰蝶。接著他們前往打箭爐北面高山,捕獲數只名貴藏馬雞,發現無法接近之處尚有百余只。此次采集引發了普拉特對打箭爐的強烈興趣,他決定次年再去。1890年普拉特與同伴抵達打箭爐后逗留了65天。5月初他們在打箭爐東南面雪山發現大量大型杜鵑花屬植物和夾雜其間的報春花以及藏馬雞,因受原始松林阻隔和當地人阻攔,被迫返回城里。5月中旬他們又在打箭爐北面高山里發現一些新的植物品種,接著在打箭爐采獲20只君主絹蝶幼體與1只蝶蛹。隨后普拉特雇傭14名腳夫背運設備和帳篷,在打箭爐至磨西面沿途群山中采集了一個月。那里雉雞、血雉尋??梢?,采藥人常年在此采集貝母、蟲草、大黃等草藥。他們搭起帳篷,修建了用于烘干草紙和植物標本的木屋, 但其活動遭到磨西面居民和采藥人抵制。他們被迫返回打箭爐城里,地方官不準其遠行,普拉特派人出城搜尋,采回100只藏馬雞蛋。普拉特回到英國時雞蛋孵出的幼雞尚有5只存活。 
       (二)對打箭爐高山生態環境與動植物分布特點的調查
       普拉特對打箭爐生態環境的地帶劃分是對康定自然環境的最早專業分類。他根據海拔高度,將打箭爐高山生態環境、動物與植被分布劃分為四個地帶:1、海拔16,000英尺之上的永久性積雪地帶;2、海拔16,000—10,000英尺高地帶:分布有銀蓮花、大黃、百合、野蔥和多種杜鵑花屬、報春花屬、紫菀屬植物,鳥(禽)類有藏馬雞、綠尾虹雉及譚衛道(David)發現的小藍鳥;3、海拔10,000—5,000英尺高地帶:分布有針葉樹、醋栗樹和多種杜鵑花屬、茶藨子屬植物及數種鳥類;4、海拔5,000英尺以下地帶:主要是農作物、牧草。這一劃分向世界首次展示了打箭爐生態環境的獨特性與豐富性。 
       在科學考察的基礎上,普拉特想方設法將打箭爐的自然界介紹給世界,其主要途徑有三種:一是將打箭爐及周邊的動植物活體與標本大批量帶回歐洲。他帶回英國的動物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活體珍稀動物,如喜食貝母的藏馬雞、綠尾虹雉、血雉等。除了將5只藏馬雞活雞帶回國,他還將畢主教自己飼養大并贈送給他的1只成年藏馬雞帶回國。此外,他還在接近雪線高度的森林里成功捕獲1只綠尾虹雉并將其帶回英國,而在他之前未有西方人將活著的綠尾虹雉帶回歐洲。他還收購了1只罕見的紅腹角雉。這8只名貴禽類動物被他帶回國后飼養在倫敦攝政公園內倫敦動物學協會所屬動物園內。1896年有文章稱該動物園年均參觀者人數多達600萬,有時會更多。1891-1895年的參觀人數當不會與該數目相去太多。另一類是珍稀蝶類品種(以君主絹蝶為最)和其他西方未知的新品種。1890年他在打箭爐采集的鱗翅目昆蟲新品種和新變種共計13項。除動物外,普拉特帶回的植物共約700種,存于倫敦皇家植物園或丘園植物標本館(Kew Herbarium)。今天我們在該館網頁上還能看到普拉特在打箭爐群山采集的186種植物標本目錄、每份標本的具體信息以及標本圖片。此外,普拉特在打箭爐受奧爾良親王委托,將其在中國境內(含康藏)采集的420種植物、共計18個腳夫所背運的貨物運往上海,隨后成功地運回法國。 
       二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協會學術交流會上報告考察收獲。1891年普拉特在英國皇家地理協會學術交流會上做了專題報告,講述二入打箭爐的見聞、活動、珍稀動植物等詳情。英國植物學家、漢學家兼清廷在上海所設海關的官員亨利(A. Henry)對其報告做了回應并對中國西部的植被及其本人在該地區的考察與采集做了補充介紹。
       三是出版專著、發表論文并公布所拍攝的照片,向公眾介紹考察所獲。同時期英國植物學家赫姆斯利(W. B. Hemsley)介紹了普拉特在打箭爐的動植物采集與發現的植物新品種, 德國科普作家季默(D. E. Zimmer)對其采集蝴蝶的情況做了考證。在普拉特的影響下,被群山環繞、動植物異常豐富且多珍稀種類的打箭爐尤為近代西方科考者所青睞。其后他們陸續前去采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與活體,故打箭爐被西方科學界視為“采集者的天堂”,“打箭爐”是西方“自然歷史上了不起的地名”。同時,皇家地理協會期刊刊載了普拉特的文章,對其打箭爐之行及專著有所介紹和評論,稱“其采集豐富了自然歷史的數個專業”。1893年美國地理協會圖書館購買了普拉特的專著,其影響遠達美國。其書中照片則真實地反映了歷史上打箭爐群山的風貌,如高山杜鵑花、綠尾虹雉和藏馬雞的棲息地、瓦斯口山溝、磨西面的山川等。 
       四、打箭爐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性與文化兼容性
       通常認為19世紀下半葉的康藏地區是一個完全封閉的世界,其實這個看似與外界隔絕的地區也有其開放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首先,康藏地區具有與中國西南周邊國家與地區交流往來的傳統,自古以來便是我國沿海和內地連接西藏并通往越南、緬甸、尼泊爾、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的重要通道。晚清時期尼泊爾進京向中國皇帝朝貢使團也取道康藏。
       其次,中國內地漢回等多民族與康藏一直有經濟、商業、文化上的交往與互動;移入打箭爐的漢人漸漸增多,當地漢藏人口幾乎各半,形成了漢藏文化的交融。從普拉特的記述可了解到,打箭爐處于北京至拉薩交通要道上,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其開放性與文化兼容性形成的基礎。普拉特不僅目睹了清廷的信使和郵差由此經過,在接近打箭爐的途中還看見交通運輸的繁忙景象:大量的腳夫背著貨物;煙葉、食鹽、磚茶運往打箭爐,皮草、麝香、鹿角、草藥等運往南方。在已到打箭爐的各路商隊中,一年一次從錫金王國專程來交易的商隊尤其顯眼,其商隊通常逗留1月,在城外綿延數里,用帶來的貨物換取產自雅州的磚茶。 
       普拉特入城后的第一印象是南來北往流動人口的匯聚:“不同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很奇特,把街道擠得滿滿的。”他又寫道:“人口是亞洲各色人種的混合,藏人占大多數。”其中許多人“高大英俊、相貌彪悍”,佩戴著長槍、匕首、箭等武器。“亞洲各色人種”的說法雖較夸張,但反映了當時打箭爐各族人口互動與文化交融的盛況。
       普拉特從以下幾方面詳細記述了當時打箭爐漢藏文化互動與交融的場景:一是百姓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可從當地人從事的職業和社交活動體現出來。他發現城里漢人一般經商和開店,藏人大多被商隊雇傭。他住宿的鍋莊的女主人是藏人,丈夫在拉薩擔任漢藏間的翻譯。他在鍋莊還見到藏漢婦女的一次聚會:“旅店里有一臺女性宴會,我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大約20個漢藏女子,均著最好的服飾到來。漢族女子身穿絲綢,頭發抹油,雙頰撲粉;藏族女子身穿深色毛織外衣和褲子,高靴至膝。他們渾身戴著金銀珠寶,藏族女子的金銀珠寶上還鑲著綠松石和珊瑚,……聚會約在下午2點開始,他們玩到6點才散去。” 二是令漢藏百姓“無比興奮”的賽馬會。1890年普拉特逗留期間,恰逢一年一度的賽馬會在跑馬山上舉行。6月29日清晨5點過,比賽便開始,持續了一整天。賽馬會雖是藏族明正土司舉辦,卻是當地漢藏百姓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普拉特記述道:“比賽是全年里的一大盛會,全城居民傾巢出動去觀看。” 三是普拉特發現藏族人口占一半的打箭爐城內住房卻多為中式,甚至南門外明正土司官寨中也有部分建筑采用了漢式的瓦屋頂。1889年他所拍攝的兩張照片顯示,從南向北眺望打箭爐城,房屋密集,河流穿城而過,通往縣城南門的街道上鋪滿石板,街道兩旁房屋相連。由上可見,處于南來北往交通要道的打箭爐是漢藏間的商貿中心和文化交匯處,具有包容不同文化的區域開放性,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樣完全與世隔絕。
       第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歷考察過程中,普拉特還通過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記錄了自己及其他西方人在打箭爐的活動。普拉特留下的大量照片中,有幾張照片真實地展現了打箭爐群山的風貌和西方人的活動場景:在群山環繞中,普拉特及其助手或雇工身著漢裝,手持西式長槍或者捕捉蝴蝶的長網桿,其山中營地為藏式旅行帳篷,帳篷布料為漢人生產,帶有藍色刺繡圖案,他們也修建了北美風格的木屋,用于烘干草紙和植物標本。這些照片反映了早期西方人進入打箭爐后,從外在形式上表現出的西方文化與藏漢文化元素的奇特結合。
       對于當地天主教士的艱難生存與本土化適應,普拉特也有記錄。除畢天榮主教外,他在兩次考察中還見到蘇利埃(Jean Soulié)、丁吉(Léonard Déjean)、牧守任(Henri Mussot, 1905年在巴塘教案中遇害)、吉瑞德(Jeridot)等多名教士。他感嘆道:“所有天主教士都過著十分艱苦的生活,我想其本國人民對他們為宗教所做犧牲幾乎不了解。除住房比當地人整潔和稍好,生活方式別無二致。” 為了生存,天主教士學會了藏語與漢語,精通當地習俗,在物質和文化上盡量本土化。普拉特了解到:吉瑞德本駐巴塘,1887年巴塘教案發生后,教堂被毀,他被迫返回打箭爐。然而對教會的賠償一直未兌現,他在東俄洛被漢軍阻攔,無法重返巴塘,便在當地建起傳教點。普拉特對吉瑞德的艱難生存記述道:“從其瘦弱的外表可見其生活似乎相當清貧。除這里的神父外,他已有13年沒見過歐洲人了,會講一點英語,發音很好,但稱已忘記大部分英語。東俄洛與打箭爐之間也幾乎無通訊方式,所有信件只得通過在兩地間從事貿易往來的信徒偷偷傳遞。” 可見,19世紀下半葉康藏各方勢力對西方人的活動極力抵制,打箭爐有一定閉鎖性,但與巴塘相比,在東西方文化早期接觸中,打箭爐在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比巴塘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 
       普拉特還記錄了西方人陸續到來后臨時居住的“涉外酒店”,這是當地文化兼容性的一個典型例證。西方人陸續“闖入”打箭爐,自然涉及到住宿問題。在畢天榮主教的居中介紹下,19世紀后期打箭爐城南就誕生了一家接待過數位非凡西方人士的“涉外酒店”。從普拉特等人記述中可了解到,明正土司名下的這家鍋莊居住條件十分舒適。柔克義寫道:“房屋寬敞、安靜、整潔、舒適,在畢主教居所附近,吉為哩和麥士禮、貝德祿、攝政義等歐洲旅行家曾在此入住,旅店內可盡享一切舒適。” 普拉特與柔克義同住于此,也稱房間“相當舒適”且頗感驚異:“此處居然有兩個會講英語的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且相處數日。”  普拉特還發現途經打箭爐的商隊常在那里住宿。開放的女主人甚至向他這個外國人展示自己碩大的黃金飾物等各種金銀財寶。 
       1890年普拉特在這家鍋莊住宿期間,奧爾良莊親王一行也在這家鍋莊下榻。至此,這家鍋莊接待了來自5個歐美國家的數名非凡西方人,可謂康定歷史上早期的一家涉外旅店,也是當地中西文化交匯與互動之縮影。畢主教在其住所設宴款待了來自西方且同住在這家鍋莊的眾賓客。除親王與普拉特外,赴宴者還有親王的同伴、法國探險家彭法樂和翻譯德肯(De’Deken,蒙古地區比利時差會傳教士),以及天主教士吉瑞德、丁吉、蘇利埃。來自英法比3個國家8名歐洲人的聚會當為截止1890年以來康定(甚至是康藏)人數最多的一次西方人聚會,距近代西方人首次進入康藏44年。該次聚會雖有一定偶然性,但反映了在西方列強侵華侵藏的時代背景下康藏雖已采取閉鎖之策,但仍無法阻止西人的滲入。 
       五、結語  
       雖然從宏觀層面看,近代西方博物學家來華仰仗了西方強國的炮艦和殖民侵略活動,其科考活動是西方列強侵華的組成部分,正如范發迪(Fa-Ti Fan)所認為的:晚清英國博物學家來華采集并不斷發表相關科考信息,目的在于為英帝國“提供有關中國的‘實際’與‘有用’的知識”,反映了在帝國主義背景下“認知領域野心勃勃的擴張”。 但具體到普拉特來看,尚未發現其科考活動配合英帝國侵華的直接證據。恰恰相反,普拉特的科考和見聞讓我們看到了康定歷史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一些面相,這對于近代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相互認知,以及從外部地區認識康藏都有積極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在19世紀下半葉康藏社會堅決反對西方人入康的時代背景下,打箭爐雖有“閉鎖性”,普拉特所遇抵制正是這一“閉鎖性”的典型反映,但閉鎖中也有開放的一面。這不僅表現于普拉特在抵制中設法進行的科考活動本身,也表現在他以多維視角、細致的記述、珍貴的照片、收集的物品等所呈現的處于漢藏結合部、文化交匯地、交通樞紐的打箭爐對外部世界的開放及其文化的兼容性。其中,各路商人前去從事的商貿活動、漢藏文化的互動與交融、天主教士長住當地的活動較為豐富地展現了這一特點??梢哉J為,相對于特定時期內針對西方人的閉鎖性而言,開放性和文化兼容性是康定歷史上更為長期和根本的特點。 
      其次,歷史上打箭爐的獨特自然環境以及豐富的珍稀動植物品種引起了西方的極大關注。普拉特之后,西方科考者不斷前去采集動植物標本,打箭爐漸受近代西方科考者青睞,以至于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人視為“采集者的天堂”,同時“打箭爐”這一地名在西方被認為是“自然歷史上了不起的地名”。 這一現象的產生顯然與進入打箭爐的首位英國博物學家普拉特的活動與影響分不開。因而,對這一現象的研究與對康定在自然科技史上地位的評價值得引起重視。
       第三,普拉特通過論著和考察報告等形式、通過將大量實物與標本帶回歐洲收藏和展覽等途徑將打箭爐展現于當時西方人的視野中,也使打箭爐歷史上自然界特有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為今人所知,這對于今天從生態(環境)史角度、從康定與世界這一更寬廣的視野和時空語境來綜合性地研究康定歷史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第四,普拉特從“他者”視角所展現的19世紀后期打箭爐社會生活中一些生動和細微的場景、上層社會與普通百姓的眾生相、漢藏西人之間的互動以及歷史上一些新鮮事兒,既為康定社會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彌補了以往史料的匱乏和單一性缺憾。如對西方旅行者臨時居住的“涉外酒店”的記述,對鍋莊女主人、商隊旅行者、背夫、漢藏女性、山中采藥者、山村居民、天主教徒等各種人物的記述,不僅讓我們從中見到令人驚異的“小地方、大世界”的情形,也見識到當地漢藏文化的交融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五,普拉特所展現的康定歷史上豐富的人文信息和自然特點,對于康定及其周邊地區人文生態旅游的發展等都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康定歷史上的珍稀動植物品種、高山生態環境、動植物分布特點、兼為臨時“涉外酒店”的鍋莊、城市和街道面貌、建筑風格以及漢藏風俗等方面豐富的歷史記憶,對于今天康定的形象塑造和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傳承,都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這也表明,從近代其他西方人的論著、圖片、實物等各種史料中進一步發掘有關康定的豐富歷史記憶,對于研究康藏史具有重要價值。
       綜上所述,英國博物學家普拉特在打箭爐兩次共約4個月的科考活動及其所提供獨特的視角和史料,為我們展現出19世紀下半葉打箭爐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的斑斕色彩,以及這兩方面所構成的鮮活、立體的地方歷史形象,展現出閉鎖性與開放性并存的較為深層的地方社會文化特點,對于康定地方史研究與今天康定城市的開放與開放均有積極的作用,也對我們提供了以下啟示:1.在該時期康定地方史研究中當注意以前所忽略的三點:一是整體性,即應將康定視為由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兩方面所構成的一個整體來研究;二是多維視角,即應注意從外部世界與西方考察者的文字記述、實物、圖像等材料所構成的多種視角和視界來進行研究;三是康定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即應注意從康定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和相互聯系中展開研究。2.就“一帶一路”建設中城市的開發與開放等現實問題而言,可從康定自身的歷史中汲取豐富的養分,從而更加豐富地展現這座城市的文化傳統、底蘊、內涵和獨特的魅力。(發表于《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5)。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趙艾東,博士、碩導,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歐洲研究學會英國研究分會、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東亞文化交涉學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海外漢學研究會會員。研究領域:歐美文化與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外關系史、近代中國西南邊疆與康藏史、近代基督教區域史。
兼聽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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